5G标准必要专利之争，从武汉中院授予三星对爱立信的5G专利禁诉令聊起……

原创作者 Gin 1月22日

在前一篇文章《疫情改变办公模式，5G时代提前预热（点此阅读）》中，我们谈到了接下来关于5G标准专利的相关可能纠纷。其实在2020年底已经出现了该领域的专利纠纷案件，案件双方是韩国三星和瑞士爱立信，负责这起案件的是2020年刚从新冠疫情风波中恢复过来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案情。三星和爱立信在2014年曾就2G，3G和4G的标准必要专利达成过许可协议，而这些许可协议到2020年底期限届满。在多次磋商后，双方谈判破裂。于是三星于2020年12月7日向武汉市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照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确定三星通信产品在全球的许可条件，同时确定更为合理的许可费率。为此，三星提交了5000万人民币的担保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授予三星对爱立信的禁诉令，禁止爱立信在武汉中院宣判前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对三星的相关专利禁令或行政措施，同时禁止其寻求禁诉令。

而爱立信几乎是在圣诞节假期一结束就向美国德州联邦法院(1月1日)和华盛顿国际贸易委员会(1月4日)向三星提起诉讼，要求裁定禁止进口三星设备，并要求三星向其支付专利使用服务费。

至于韩国三星为何在武汉提起诉讼，想必不全是因为疫情过后武汉相对安全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在2020年小米与InterDigital(IDCC)的专利诉讼中，武汉中院同样支持了小米对IDCC申请的禁诉令。

随即印度德里高等法院立刻又授予IDCC反禁诉令，并指出IDCC在印度提起诉讼最终停止侵权，而中国诉讼是确认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武汉中院下达禁诉令违背国际礼让原则。

小米与IDCC之间的纠纷同样涉及到相关3G、4G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费率及条款。IDCC是一家以专利许可为主要盈利方式的企业，且给各厂商的专利许可费率并不一样，也不是固定费率，所以屡有厂商以违反FRAND原则为由对其发起诉讼。因其所拥有的的专利必要专利价值高、权利覆盖范围广，厂商难以绕开，即使知道IDCC故意选择一些敏感时期发起诉讼，厂商也会出于市场因素考虑等选择谈判解决。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标准必要专利审查花费高昂，一旦专利通过，影响极大。有业内人士认为将出现一波专利无效潮，而中国没有异议程序，但其无效程序是快速和开放的，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也许也是国际电信专利司法管辖争端案件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原因之一。

武汉中级法院针对三星和爱立信案件的判决在美国也引起了热议，几位退休的联邦法官通过提交法庭之友(an amicus brief)表达了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和意见。

其中，Randall Rader力挺武汉中院，他认为中国是决定此类案件的“适当和公证的地点”，爱立信声称“在中国接受的审判”将是不公正的是无稽之谈。他引用相关数据写道：“中国的知识产权法院已经欢迎并解决了许多涉及FRAND标准下费率设定的案件，一项涵盖2011-2019年的研究对中国法院受理的160项与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案件进行了统计，这些统计数据哪怕与世界领先的国家司法体系中的类似数据相比也毫不逊色。”

*Randall Rader

全球化发展的不仅仅是通信技术，更是通信企业的市场。而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和5G时代的来临，涉及到通信企业间利益判罚的管辖权也无疑将越来越复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消费市场之一，未来无疑会遇到更多类似的SEP（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标准必要专利）争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