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美政府承包商和授权研究人员对专利侵权的抗辩③完结篇

《拜杜法》[1]所设立的政府许可抗辩权旨在有利于规范政府与其承包商或资金接受者之间的关系。[2]政府许可抗辩不能被私人当事方援引作为对专利所有人侵权索赔的抗辩，因为该抗辩权只属于政府。为了利用政府许可抗辩，政府实际上必须是专利侵权诉讼的当事方，而不能是只涉及私人当事方。

在马迪案中，杜克大学辩称，政府持有实施或代表其实施103号和994号专利的许可征，因为这些专利中发明最初是作为政府赞助的研究的一部分而开发的，[3]因此，杜克大学辩称，许可至少扩展到所有被认为是“为美国”的用途。[4]杜克大学试图提出政府许可抗辩的理由是不成功的，因为马迪只起诉杜克大学专利侵权，而不是政府。因此，杜克大学关于政府许可抗辩权的简易判决动议被驳回，因为作为法律问题，杜克大学不能代表不是马迪博士专利侵权诉讼当事人的联邦机构提出该抗辩。因此，政府许可抗辩权最好由政府提出，而不是由私人当事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自己提出。[5]

A.法定政府许可证

《拜杜法》通过法规设立了政府许可证。该法规为联邦资助机构保留了一个已缴费的许可证。该法的相关部分规定：

对于承包商选择权利的任何发明，联邦机构应具有非排他性的、不可转让的、不可撤销的、缴足费用的许可证，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或代表美国实施任何标的发明。[6]

正如法定语言所表明的那样，政府保留的非独占性许可不得转让，因此，法定许可权只属于政府，只能由政府援引。因此，如果政府是专利侵权诉讼的当事人，则政府是唯一能够提出法定政府许可抗辩的当事人。为了证明其有权使用政府许可抗辩权，政府必须提供其与专利持有人之间的资助协议；同时，政府必须证明专利发明是根据该资助协议而构思或首次付诸实践的。[7]

在马迪案中，地区法院的结论是，杜克大学不能利用法定的政府许可抗辩。地区法院认为，法定的“拜杜法所设立的政府许可[是]为了规范政府与其资助对象之间的关系，但它不会作为私人第三方的基础或私人诉讼权利或[如本案中的]私人辩护。”[8]

B.合同/监管性政府许可

《拜杜法》通过提及已纳入合同的语言建立了政府许可证。该法规定，所有联邦资助协议必须包括为政府保留《美国法典》第35篇第202(c)(4)条规定的许可证的语言。与法定的政府许可一样，合同规定的政府许可不得转让，因此，它仍然是政府的唯一权利。此外，合同约定的政府许可不能作为对私人第三方侵犯专利权的积极抗辩。

第二，特别是关于资助协议，这种资助的当事方不能仅仅依靠资助本身来确立援引第1498条抗辩的必要前提。举例来说，单凭政府对研究建议的批准，并不足以显示默示授权及同意。[9]相反，政府及其资助获得者应该考虑更谨慎的做法，即在相关的资助协议中加入授权和同意的明确语言，以及关于资助活动如何使政府受益的明确声明。通过依靠明确的授权和同意，而不是默示的授权和同意，政府及其资助获得者可以有信心在私人当事人之间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履行证明第1498条适用性的举证责任。

第三，政府及其承包者或资助接受者应根据合同工作或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协商适当类型的授权和同意。将要进行的工作或研究的类型将决定双方是否应考虑在合同或拨款协议中使用广泛或有限的授权和同意语言。如果打算使用广泛的授权和同意语言，并且这种语言与将要进行的工作或研究相一致，那么谨慎的做法是依赖明示而不是暗示的授权和同意。

最后，因专利侵权而被起诉的承包商或授权接受者，如果政府不是一方，则不能依赖政府许可证抗辩。政府许可证抗辩是一项仅属于政府而不属于私人第三方的权利。因此，承包商或授权接收者必须在第1498条的私人诉讼中找到其对专利侵权的辩护。